智慧城市是這幾年熱門的討論話題，幾乎所有主要的大都市，都在談論如何建構未來 10 年，乃至 20 年的都會樣貌。在相關的討論中，與新興科技相關的主題，諸如 5G、AI、大數據、物聯網、生物科技、區塊鏈等，時常在各大活動上被長篇大論；甚至是產業轉型、城市治理、國家政策等話題，也不少在這些創新科技的領域，有相當多的聲量與連結。不過，未來的居住乃至生活的樣貌，絕對不光是在技術方面的進步，讓生活更方便而已。更多的，是對社區與環境的責任，以及在累積文明的進程中，如何以更永續的思維，建構所謂的城市文化資本。
「永續發展目標」（SDGs），在近幾年成為顯學，這個由聯合國於 2015 年通過，193 個會員國共同簽署的 17 大目標，標誌著全球範圍內許多迫在眉睫的議題，亟待解決，其中涵蓋了從經濟社會的發展、性別、教育、人權、國際司法合作、乃至氣候變遷與再生能源等，希望透過適當的政策指引，引導各國政府、企業甚至是個人去落實 SDGs。畢竟，若人類對於當前的生產，消費與生活型態若不做任何改變，很可能，2030 年就是一個大限，我們將再也沒有機會於本世紀末將溫度控制在 2 度 C 的增幅；也很可能，許多不可逆的氣候災害，將更頻繁地侵蝕我們所居住的城市；而所謂的「氣候變遷風險因子」，也會對產業，企業，全球供應鏈帶來負面的影響。
引述一段英國 IP 集團資深顧問 Steve Howard 的調查數據，根據研究推算，我們在 2030 年以前，全世界還會有約莫 30 億的人口脫離貧困，並依據各國物價與購買力加權後，成為「中產階級」。再者，僅 100 年前，全球範圍內僅 12 座城市長居人口超過 100 萬，但最快在 2030 年，世界上超過三分之二的人，也就是約 50 億，都會移居到城市中；屆時，人口破百萬甚至破千萬的大城市，將比比皆是。最後，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，沒有任何因應氣候危機的政策或行動，那在邁入下個世紀之前，全球平均溫度上升的將不只是 2 度或 3 度，而是 6 度。
6 度是什麼概念？參考 USGCRP 的報告，依據過去 2000 年的統計比較，溫度每上升攝氏 1 度，海平面就有可能上升最多 2.3 公尺（路透社）[1]，而 6 度 C，足以造成難以想像的嚴重後果[2]。
大量的人群脫貧並步入中產階級，固然值得欣喜，而多數的他們，將從鄉村移入城市，創造更多的消費，更有利經濟成長的機會，以及規模更龐大的都會區。然而我們假設，氣溫果真不受控，導致的將是許多城市可能消失。根據美國商業新聞網（Business Insider）2019 年的報導，直接點名 11 座耳熟能詳的城市，包含休士頓、邁阿密、新奧爾良、威尼斯、鹿特丹、曼谷等…就連印尼政府欲將首都從現在的雅加達，遷往 1400 公里外地勢較高的東加里曼丹省，也不難想像，確實有降低氣候風險的考量。這些正在發生的變化，在我們努力用科技技術來創造成長的同時，也會進一步造成龐大的經濟損失，以及「氣候難民」的出現。學術期刊 Nature Climate Change 在 2013 年就曾撰文，到了 2050 年，世界各大沿海城市每年花在防洪與因洪患導致的經濟損失，將增加到 1 兆美元，甚至更多。
也正因為如此，過去往往被定調在「國家」層級的 SDGs 目標，近幾年已有越來越多的「城市」，自主以領先中央政策的方式，展開一系列對於城市永續發展的討論和落實。如同本文開篇所提到，未來的都市規劃與生活型態，絕對不緊緊是在科技發展上追求卓越而已。透過居民的環保意識、政府相關的市政規劃，從 C 端的消費行為改變去影響生產製造，乃至物流與銷售的過程，都會讓城市與生活，不只智慧，而且能永續。
如果說這一代的我們，會有數十億人生活在都市中，而在我們的下一代，都市的規模與相應的資源消耗，勢必成為一大挑戰。在美國，曾有一家礦泉水公司取名為「Seven Generation」（第七世代），他的原意出自於 18 世紀北美印第安部落聯合宣言中，提到無論當代的我們做的任何決定，都要考量到七個世代以後，對我們子孫造成的影響。而這樣的理念，其實也與聯合國在推動的永續發展理念不謀而合；特別是能源消耗方面，當代的城市是造成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的主因之一。若查看歷史數據，1990 年到 2000 年，全球的能源消耗增加了 36%，其中佔據前兩名的領域分別是：生產製造和消費的 31.9%，和住宅與居住相關的 27.9%。這個數據，在 2000 到 2020 年，增加的幅度更為驚人。若我們從下表一來看，在先進國家的主要城市中，建築（buildings）所產生的能源消耗與可能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與廢棄物污染，對環境造成的破壞，與對後代同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來說，勢必產生諸多負面的影響。
表一：主要工業化發達城市的能源消耗
參考來源： UN-HABITAT Global Urban Observatory 2008 (Note: Data from various sources, 1999-2004)
氣候變遷是涵蓋範圍相當廣，也需較長時間來應對的議題，對大部分居民來說，從身邊舉手之勞開始做起，做好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，不啻為響應氣候行動的嘗試。畢竟，若從生產製造端來衡量，任何的消費性產品，都伴隨一定層度的「碳足跡」（carbon footprint），亦即製造出該產品，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。舉例來說，依據台灣環保署的數據，常出現在日常生活的一次性用品之碳足跡如下：塑膠吸管 5 公克、免洗筷 20 公克、塑膠袋 57 公克、衛生紙 3.7 公克等。
不過，即便這些從下而上的減少一次性浪費，可以達成不錯的節碳效益，但與整個社區乃至整座城市的排碳總量相比，仍有非常大的差距，許多真正高耗能高污染的原因，也較不易使民眾直接有感。如同前述，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居民與經濟活動，因此地方政府在掌握消耗數據，與推廣 SDG 的角色尤為重要，畢竟，未來都市的核心挑戰之一，便是在密集度、適宜居住和永續之間，取得平衡。
既然「永續發展」已成為世界主流的共識，而最快能從政府、企業、與民眾三者取得共識，並落實可行方案的，又以「城市」為最適合的單位。這就衍伸出了所謂的「地方自願檢視報告」（VLR），以美國紐約為例，在 2018 年率先發表 VLR，回應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，除公布相關的永續政策之外，更是定時檢視績效，套用 SDG 下的數百個指標與測量方式。確保政策不只是口號，而能真正在都市治理、環境、水文、基礎建設、交通、建築、公共空間、甚至是無形的性別平等方面被實踐，無論是透過制度誘因，還是創新科技。
紐約不僅對自我有所要求，同時也發起國際連署，邀請其他國家的主要城市，也加入 VLR 的行列。以台灣為例，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皆紛紛響應，此舉除了改變公部門過去以短期 KPI 為導向的組織文化，改採以中長期為主的永續發展策略，建構一個更乾淨、平等與友善的城市。再進一步，固定審視並公告 VLR，多少也能替台灣增加不少國際曝光與正面評價。
放眼鄰國，以新加坡為例，由於它既是國家也是城市，因此在落實永續方面，則是由國家發展部直接主導。早在 2017 年，新加坡政府便推出的「未來城市計畫」，斥資 1 億 5 千萬新幣，欲打造更移居且友善環境的城市，特別是在「建築方式和基礎建設」、「新的空間規劃」、以及「其他符合永續發展目標之建設」等三方面，尤為重視。另外，在更早的 2015 年，也就是聯合國 SDGs 提出同一年，總理李顯榮便發表了「2015 永續新加坡發展藍圖」，藉由五年 15 億新幣的各項專案計畫，逐步調整城市建設和居民的消費行為，用以應對氣候變遷、更密集的都市化、碳排與熱排放污染，以及其他在能源、資源與空間日趨緊張而導致的挑戰。
若細看新加坡 2015 年的發展藍圖，可以觀察到三項重點：「建置生態智慧的宜居城市」、「推廣零浪費零碳排文化」、以及「開拓綠色經濟」等，目的不外乎用更節省能源、減少碳排的方式打造綠色建築（並引進更嚴格的綠建築標準），提升循環經濟的應用，讓住宅與商辦降低資源消耗，以及提供更多政府政策優惠引導綠能發展，創造與「綠色」相關的工作機會。舉例來說，規範未來的十年，太陽能佔新加坡的新能源結構比重需超過 350 兆瓦，而要達到這個目標，不光是技術本身需不斷更新，在建築與都市規劃上，亦須做出變革。
建構下一代的永續城市，隨著國際主流價值越來越受重視，勢必會從「nice to do」，變成「must to do」。在不久的將來，在城市中落實節能減碳與永續行動，除了成為居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行為外，更會是政府在規劃市政時，必須納入考量的指標。因為導入 SDG 與相關措施，落實綠色經濟與減碳目標，不光是對環境友善、讓生活乾淨舒適而已，而是能創造更多在「可再生能源」與「新商業模式」的機會，並有效對抗未來因為氣候變遷而導致的風險，降低巨大的經濟損失與修復成本。
[1] 參考：https://www.scientificamerican.com/article/seas-may-rise-23-meters-per-degree/
[2] 根據台灣綠色和平組織 2020 年發布的報告指出，台灣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 2 倍，若不採取任何措施，台灣在最快 2050 年，受到影響的將有 1300 平方公里，700 多萬棟建築將被淹沒，以個別縣市來看，新北市由於人口密集，受害情況將最為嚴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