建築下一代的永續城市,綠色經濟與節碳目標

智慧城市是這幾年熱門的討論話題,幾乎所有主要的大都市,都在談論如何建構未來 10 年,乃至 20 年的都會樣貌。在相關的討論中,與新興科技相關的主題,諸如 5G、AI、大數據、物聯網、生物科技、區塊鏈等,時常在各大活動上被長篇大論;甚至是產業轉型、城市治理、國家政策等話題,也不少在這些創新科技的領域,有相當多的聲量與連結。不過,未來的居住乃至生活的樣貌,絕對不光是在技術方面的進步,讓生活更方便而已。更多的,是對社區與環境的責任,以及在累積文明的進程中,如何以更永續的思維,建構所謂的城市文化資本。

「永續發展目標」(SDGs),在近幾年成為顯學,這個由聯合國於 2015 年通過,193 個會員國共同簽署的 17 大目標,標誌著全球範圍內許多迫在眉睫的議題,亟待解決,其中涵蓋了從經濟社會的發展、性別、教育、人權、國際司法合作、乃至氣候變遷與再生能源等,希望透過適當的政策指引,引導各國政府、企業甚至是個人去落實 SDGs。畢竟,若人類對於當前的生產,消費與生活型態若不做任何改變,很可能,2030 年就是一個大限,我們將再也沒有機會於本世紀末將溫度控制在 2 度 C 的增幅;也很可能,許多不可逆的氣候災害,將更頻繁地侵蝕我們所居住的城市;而所謂的「氣候變遷風險因子」,也會對產業,企業,全球供應鏈帶來負面的影響。

引述一段英國 IP 集團資深顧問 Steve Howard 的調查數據,根據研究推算,我們在 2030 年以前,全世界還會有約莫 30 億的人口脫離貧困,並依據各國物價與購買力加權後,成為「中產階級」。再者,僅 100 年前,全球範圍內僅 12 座城市長居人口超過 100 萬,但最快在 2030 年,世界上超過三分之二的人,也就是約 50 億,都會移居到城市中;屆時,人口破百萬甚至破千萬的大城市,將比比皆是。最後,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,沒有任何因應氣候危機的政策或行動,那在邁入下個世紀之前,全球平均溫度上升的將不只是 2 度或 3 度,而是 6 度。

6 度是什麼概念?參考 USGCRP 的報告,依據過去 2000 年的統計比較,溫度每上升攝氏 1 度,海平面就有可能上升最多 2.3 公尺(路透社)[1],而 6 度 C,足以造成難以想像的嚴重後果[2]

大量的人群脫貧並步入中產階級,固然值得欣喜,而多數的他們,將從鄉村移入城市,創造更多的消費,更有利經濟成長的機會,以及規模更龐大的都會區。然而我們假設,氣溫果真不受控,導致的將是許多城市可能消失。根據美國商業新聞網(Business Insider)2019 年的報導,直接點名 11 座耳熟能詳的城市,包含休士頓、邁阿密、新奧爾良、威尼斯、鹿特丹、曼谷等…就連印尼政府欲將首都從現在的雅加達,遷往 1400 公里外地勢較高的東加里曼丹省,也不難想像,確實有降低氣候風險的考量。這些正在發生的變化,在我們努力用科技技術來創造成長的同時,也會進一步造成龐大的經濟損失,以及「氣候難民」的出現。學術期刊 Nature Climate Change 在 2013 年就曾撰文,到了 2050 年,世界各大沿海城市每年花在防洪與因洪患導致的經濟損失,將增加到 1 兆美元,甚至更多。

也正因為如此,過去往往被定調在「國家」層級的 SDGs 目標,近幾年已有越來越多的「城市」,自主以領先中央政策的方式,展開一系列對於城市永續發展的討論和落實。如同本文開篇所提到,未來的都市規劃與生活型態,絕對不緊緊是在科技發展上追求卓越而已。透過居民的環保意識、政府相關的市政規劃,從 C 端的消費行為改變去影響生產製造,乃至物流與銷售的過程,都會讓城市與生活,不只智慧,而且能永續。

如果說這一代的我們,會有數十億人生活在都市中,而在我們的下一代,都市的規模與相應的資源消耗,勢必成為一大挑戰。在美國,曾有一家礦泉水公司取名為「Seven Generation」(第七世代),他的原意出自於 18 世紀北美印第安部落聯合宣言中,提到無論當代的我們做的任何決定,都要考量到七個世代以後,對我們子孫造成的影響。而這樣的理念,其實也與聯合國在推動的永續發展理念不謀而合;特別是能源消耗方面,當代的城市是造成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上升的主因之一。若查看歷史數據,1990 年到 2000 年,全球的能源消耗增加了 36%,其中佔據前兩名的領域分別是:生產製造和消費的 31.9%,和住宅與居住相關的 27.9%。這個數據,在 2000 到 2020 年,增加的幅度更為驚人。若我們從下表一來看,在先進國家的主要城市中,建築(buildings)所產生的能源消耗與可能導致的二氧化碳排放與廢棄物污染,對環境造成的破壞,與對後代同樣生活在這塊土地上的人來說,勢必產生諸多負面的影響。

表一:主要工業化發達城市的能源消耗

參考來源: UN-HABITAT Global Urban Observatory 2008 (Note: Data from various sources, 1999-2004)

氣候變遷是涵蓋範圍相當廣,也需較長時間來應對的議題,對大部分居民來說,從身邊舉手之勞開始做起,做好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,不啻為響應氣候行動的嘗試。畢竟,若從生產製造端來衡量,任何的消費性產品,都伴隨一定層度的「碳足跡」(carbon footprint),亦即製造出該產品,過程中產生的碳排放。舉例來說,依據台灣環保署的數據,常出現在日常生活的一次性用品之碳足跡如下:塑膠吸管 5 公克、免洗筷 20 公克、塑膠袋 57 公克、衛生紙 3.7 公克等。

不過,即便這些從下而上的減少一次性浪費,可以達成不錯的節碳效益,但與整個社區乃至整座城市的排碳總量相比,仍有非常大的差距,許多真正高耗能高污染的原因,也較不易使民眾直接有感。如同前述,城市聚集了大量的居民與經濟活動,因此地方政府在掌握消耗數據,與推廣 SDG 的角色尤為重要,畢竟,未來都市的核心挑戰之一,便是在密集度、適宜居住和永續之間,取得平衡。

既然「永續發展」已成為世界主流的共識,而最快能從政府、企業、與民眾三者取得共識,並落實可行方案的,又以「城市」為最適合的單位。這就衍伸出了所謂的「地方自願檢視報告」(VLR),以美國紐約為例,在 2018 年率先發表 VLR,回應聯合國的永續發展目標,除公布相關的永續政策之外,更是定時檢視績效,套用 SDG 下的數百個指標與測量方式。確保政策不只是口號,而能真正在都市治理、環境、水文、基礎建設、交通、建築、公共空間、甚至是無形的性別平等方面被實踐,無論是透過制度誘因,還是創新科技。

紐約不僅對自我有所要求,同時也發起國際連署,邀請其他國家的主要城市,也加入 VLR 的行列。以台灣為例,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皆紛紛響應,此舉除了改變公部門過去以短期 KPI 為導向的組織文化,改採以中長期為主的永續發展策略,建構一個更乾淨、平等與友善的城市。再進一步,固定審視並公告 VLR,多少也能替台灣增加不少國際曝光與正面評價。

放眼鄰國,以新加坡為例,由於它既是國家也是城市,因此在落實永續方面,則是由國家發展部直接主導。早在 2017 年,新加坡政府便推出的「未來城市計畫」,斥資 1 億 5 千萬新幣,欲打造更移居且友善環境的城市,特別是在「建築方式和基礎建設」、「新的空間規劃」、以及「其他符合永續發展目標之建設」等三方面,尤為重視。另外,在更早的 2015 年,也就是聯合國 SDGs 提出同一年,總理李顯榮便發表了「2015 永續新加坡發展藍圖」,藉由五年 15 億新幣的各項專案計畫,逐步調整城市建設和居民的消費行為,用以應對氣候變遷、更密集的都市化、碳排與熱排放污染,以及其他在能源、資源與空間日趨緊張而導致的挑戰。

若細看新加坡 2015 年的發展藍圖,可以觀察到三項重點:「建置生態智慧的宜居城市」、「推廣零浪費零碳排文化」、以及「開拓綠色經濟」等,目的不外乎用更節省能源、減少碳排的方式打造綠色建築(並引進更嚴格的綠建築標準),提升循環經濟的應用,讓住宅與商辦降低資源消耗,以及提供更多政府政策優惠引導綠能發展,創造與「綠色」相關的工作機會。舉例來說,規範未來的十年,太陽能佔新加坡的新能源結構比重需超過 350 兆瓦,而要達到這個目標,不光是技術本身需不斷更新,在建築與都市規劃上,亦須做出變革。

建構下一代的永續城市,隨著國際主流價值越來越受重視,勢必會從「nice to do」,變成「must to do」。在不久的將來,在城市中落實節能減碳與永續行動,除了成為居民生活中習以為常的行為外,更會是政府在規劃市政時,必須納入考量的指標。因為導入 SDG 與相關措施,落實綠色經濟與減碳目標,不光是對環境友善、讓生活乾淨舒適而已,而是能創造更多在「可再生能源」與「新商業模式」的機會,並有效對抗未來因為氣候變遷而導致的風險,降低巨大的經濟損失與修復成本。


[1] 參考:https://www.scientificamerican.com/article/seas-may-rise-23-meters-per-degree/

[2] 根據台灣綠色和平組織 2020 年發布的報告指出,台灣海平面上升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 2 倍,若不採取任何措施,台灣在最快 2050 年,受到影響的將有 1300 平方公里,700 多萬棟建築將被淹沒,以個別縣市來看,新北市由於人口密集,受害情況將最為嚴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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